文/王作化 王晋阳
1936年10月，在党中央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，中国工农红军成功突破了蒋介石调集的数十万大军的严密围追堵截，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，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极为壮观的战略转移——二万五千里的长征。这次伟大行军不仅创造了人民军队的英雄传奇，也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。时至今日，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已家喻户晓，然而，鲜有人知晓“长征”这一名称及“二万五千里”这一行程数据的具体来源和计算方式。长久以来，无论是国内外史学著作还是历史学家，都对这一概念的起源提出了不同见解。那么，究竟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”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？
（一）
众所周知，1934年秋天，因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引，中央红军未能成功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大“围剿”的包围，军队的兵力、物资和民众支持遭受严重消耗，红军根据地面积逐渐缩小。敌军调集百万大军发动新的铁壁合围，形势极为危急。中央红军被迫背水一战，离开原有根据地，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，即后来的长征。时至今日，多数学者和史料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视为“长征”的起点，甚至称整个过程为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。但实际上，当年红军的这次战略大转移最初并未被称作“长征”，这一名称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启动战略大转移时，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到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彼时，红军总部发出的命令和训令，都将行动称为“突围”及“长途行军与战斗”，并未使用“长征”这一称谓。甚至出于对敌斗争的宣传需要，红军总政治部曾将此次行动宣传为“反攻”。到了12月1日，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在致红一、三军团的电报中将此次行动统一称为“西进”，这一词汇也随即成为一段时间内战略转移的代名词。
通过查阅史料发现，首次使用“长征”一词的是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。他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一次讲话中，称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在当年夏季展开的局部战略突围为“长征”。然而，当时由于中共与共产国际间的无线电联络因敌方破坏已中断，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并不知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全面战略转移，他所称“长征”仅指局部部队的突围行动，国内红军也未曾听闻这一称呼。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，中共中央及军委依旧将战略大转移称为“突围行动”或“西征”，未普遍采用“长征”。
有趣的是，共产国际的一些文件甚至将红军的这次战略大转移和1936年远在东北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抗日联军的两次艰苦“西征”混为一谈。
直到1935年6月，为迎接红军一、四方面军胜利会师，当时的《红星报》于6月10日发表博古署名的文章《前进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！》，首次将红军行动称为“长途远征”，开始逐步形成“长征”的初步概念。同年6月12日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与张国焘、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的报告中，明确提出“西征军（即中央红军）万里长征，屡克名城，迭摧强敌”，首次提出“万里长征”这一表述。7月10日，《红星报》社论中也开始频繁使用“万里长征”一词。
随着战略转移路程的不断增加，“长征”的“万里”修饰词也在不断扩大。1935年8月5日，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：“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。”9月12日，为纠正张国焘的分裂行为，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，首次在官方文件《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》中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“二万余里长征”。但由于该文件只传达给党和军队高层，“长征”一词尚未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使用。
俄界会议后，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，攻克天险腊子口，并于9月18日抵达甘南哈达铺。在当地关帝庙举行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，毛泽东激励红军指战员克服种种艰难险阻，继续北上，与陕北红军会师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。他说：“经过二万多里长征，久经战斗、不畏艰苦的红军战士们，你们一定能凭借英勇、顽强以及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丰富的战斗经验，战胜一切困难！”此前坚持写日记的红一团团长邓华、红五团政委萧锋、萧华等人，原先日记中未曾出现“长征”一词，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，开始在日记中使用这一称呼。毛泽东的讲话极大推动了“长征”这一名词在红军内部的传播和认同。
同年11月5日，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红军直属部队发表讲话时说道：“从江西瑞金算起，我们走过一年多，靠每人两只脚，走了两万五千里，这是史无前例的长征。”11月28日，中共中央在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、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》中再次明确指出：“派遣红军主力，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克服重重困难北上抗日。”但由于当时环境及条件所限，“长征”尚未成为涵盖整个战略转移的统一称谓。甚至到了1936年7月6日，任弼时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仍称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“远征”。因此，将所有红军战略转移统称为“长征”，经历了一段认同与宣传的过程。
1936年8月，为扩大长征影响，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建议，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《长征记》，号召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撰写回忆文章。1937年2月，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》编辑完成，使“长征”这一统一概念在全党全军中得以广泛认可和传播。曾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将军建国后还创作了广为传唱的《长征组歌》。
与此同时，国内外进步报刊纷纷报道红军长征。1936年初，苏联《共产国际》刊登陈云《英勇的西征》，介绍红军长征前期英雄事迹。1937年7月5日，《月报》发表《二万五千里西行记》，引起国统区广泛关注。美国记者斯诺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真实报道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。该书1938年以《西行漫记》名在上海译出版，激起国统区进步人士热烈反响，红军长征的传奇英雄故事由此传播更广。由此，“长征”及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的概念逐渐成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专有名词，得到国内外广泛接受。
（二）
那么，红军“二万五千里”长征的具体路程是如何计算的呢？如前所述，红军中部分干部坚持详细记日记，萧锋的日记尤为详尽，几乎无一遗漏，记录了每日天气、行军路线、战斗行动、伤亡情况、弹药消耗及俘虏缴获等情况，也包括每日行军距离和所到地点。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，便根据这些详实的日记资料对长征路程进行了初步总结和统计。
1935年10月和11月，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的数字。他在吴起镇和象鼻子湾的讲话中称：“我们途经闽、赣、粤、湘、黔、桂、滇、川、康、甘、陕11个省份。根据红一军团的汇总统计，最长的走了二万五千里。”这一提法迅速引起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重视，得到了充分肯定。11月13日，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红军长征“二万五千里”的结论，并在随后的《抗日救国宣言》中再次明确此说。12月27日，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报告时说：“十二个月间，天空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，地下遭遇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，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，我们却靠每人双脚，长驱二万余里，横贯十一个省份。”自此，中国革命历史上正式确立了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的概念。随着毛泽东的《七律·长征》诗篇和《八路军军歌》中的“铁流二万五千里”及《人民军队忠于党》中“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”的传唱，这一统计数字被广泛认可并流传至今。
然而，实际上被普遍认可的“二万五千里”路程，仅指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距离，而非所有红军部队的长征路程。因当年各地红军被敌军分割包围，各主力部队出发时间、地点不同，行军路线和距离也大相径庭。据史料统计，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两年间，共有五支红军主力先后离开原根据地进行长征：
第一支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，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，转战赣东北，11月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。1935年1月被敌重兵围困在环玉山失败，余部在闽浙边坚持游击战，行军数千里；
第二支为中央红军（红一方面军），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，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，行程约二万五千里；
第三支为红二十五军（后编入红一方面军），1934年11月16日自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作战，1935年9月18日抵达陕西延川永坪镇，与陕甘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，行程近万里；
第四支为红二、六军团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），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、轿子坪地区出发，1936年10月22日抵达会宁以东兴隆镇、将台堡地区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，行程两万余里；
第五支为红四方面军，1935年5月初离开川陕苏区，由彰明、青川、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流域西进，历经多次转战，1936年10月9日抵达甘肃会宁，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，行程逾一万里。
综上所述，红军五支长征队伍总计行军约六万五千里，而“二万五千里”仅是红一方面军的主要路程。其他部队有的未达二万五千里，有的则远超此数。比如1935年8月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首次会师后混编为左、右路军，红一方面军第5、第9军团随红四方面军南下，三度穿越草地和雪山，实际行程达三万五千里。朱德在《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》的讲话中也坦言：“长征二万五千里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。”
随着长征精神的广泛传播，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逐渐成为人们对红军长征的约定俗称，甚至被视为坚持真理、战胜困难的象征。流传甚广的激励话语“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二万五”正体现了这一精神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通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壮举，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、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和民族灵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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